在這個“養虎為患”形成的復雜性里進行改革，改革的悖論將更加顯性化。打破悖論的途徑不僅需要斷腕的勇氣，更需要頂層設計的智慧，也需要社會共識和信任的重建。

　　從制度變遷的動力學來看，倒逼式改革往往會陷入一種悖論：經濟尚好且擁有充分的試錯成本和戰略空間的時候，往往沒人會有動力去改變處于“舒適區”的運行結構;而當問題真正出現必須要改革的時候，體系往往已經失去了試錯的空間、風險的抗力和冗余的資源，緊平衡下改革的風險和成本幾乎讓所有的政治家望而卻步，更不用說路徑依賴的慣性和利益集團的固守。

　　這樣，如果沒有有效的動力學基礎，改革可能會淪為三種處境：

　　一是成為一種虛幻的戰略愿景或紙上作文，也就是所謂的改革“空轉”，各級政府很大程度上都只在案牘文件上下功夫，雖然中央作為終極的頂層設計者不斷發文分解和落實改革精神，但傳遞到實施部門和地方政府就演變成各種各樣的會議和學習活動，真正的舉措往往落不了地。

　　二是作為一種管理社會預期的維穩話術，當經濟發展的問題和弊端成為普遍的社會痛點，改革當然也就成為一種社會各階層尤其是中產階層普遍的愿望，在這種社會氛圍下從而也就成為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來源，因此設計出一套能最大化公約各個階層利益邏輯自洽的改革方案，就成為政府建立權威和信譽的重要手段，即使實施起來缺乏動力學基礎。

　　三是異化為政策套利和權力重塑的工具和運動，比如當前很多原意是推動產業升級的政策，由于涉及到巨額補貼基金，導致很多所謂的新興行業都是為了獲得補貼而設立的虛假項目，甚至出現了專門為獲取補貼而成立的新科技企業和第三方公司，形成了新的吸食納稅人資金的“僵尸”企業(一旦沒了補貼就破產)。如果說落后產能的僵尸企業是受迫于外部環境的改變，那么這些所謂的新興科技企業則是有目的的進行產業政策套利，其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可能更加嚴重。

　　十八大以來，新一屆政府一直以一種改革家的姿態面向公眾，十八大公報提到的深化改革(措施)+中國夢(目標)順應了全社會的期許和愿望。但是當改革從戰略和愿景層面步入戰術和實施層面的時候，就遇到了制度變遷動力學的悖論，比如注冊制、人民幣國際化、國企改革、財稅改革等，幾乎都錯過了最好的時間窗口和最優的戰術路徑。拿注冊制來說，當股市繁榮股權融資能為監管部門和上市公司帶來超級租金的時候，能推動改革的往往是既得利益者，而利益受損的真正需要上市的中小企業卻無法形成集體行動力(當然也存在搭便車的問題)，殼價值扭曲又缺乏退市機制，這個時候改革自然難以推進;但是當經濟增速下滑，債務融資風險高企，間接融資逐步喪失效率，迫切需要資本市場來為實體經濟融資的時候，卻發現股票市場已經失去抵御注冊制改革風險的緩釋能力，甚至相反因為國家隊不斷救市而造成了國有股權被動加碼的趨勢(股權分置改革以前的情形)。

　　人民幣國際化由于恰好在美元 加息的周期內實施，改革的風險對價極其高，最后也不得不加強資本流出管制和離岸市場的流動性干預，也呈現出倒退的跡象。除此之外，當前很多的改革措施是緊縮性質的，這與反緊縮的宏觀調控舉措相沖突，無疑會加劇改革與穩定之間的矛盾。

　　最近比較熱的供給側改革似乎也正在陷入這種困境。自供給側進入新的一輪改革話語體系以來，一度成為理論、政策和實業界的顯學，各種掛名供給側字樣的智庫、研究院、課題小組等，如雨后春筍應運而生。元旦初的權威人士答記者問，將這種氛圍推向了高潮，不僅為供給側改革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、現實的緊迫性，還提出了具體的實施路徑，即“三去一降一補”的政策舉措。然而，實施的效果卻差強人意，去產能引發大宗惡意炒作，大宗價格的上漲又引發補庫存從而形成新的產能過剩;去杠桿的同時卻出現了超過四萬億時期的信貸大擴張，舊杠桿未滅新杠桿又起;在房價上漲和隱形通脹的壓力下，降成本可能只能從稅費端入手，但在赤字率不斷上升的情況下，減少分給政府端的蛋糕無異于與虎謀皮。

　　在這種實現實困難下，供給側改革推進的成本摩擦不斷加大，制度變遷動力系統中的損耗不斷上升，充滿了停滯和空轉的風險。

　　實際上，改革的悖論源自于改革本身——中國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，本意不就是逐步削弱有形之手的操控力，而逐步讓客觀的市場規律發揮作用嗎?現在頂層設計者們的苦惱，恰好是市場力量產生的內在規律不斷強大的反面證明，比如投機性炒作，比如監管式套利，比如資產美元化等，這些市場行為雖然在政策層看來充滿“惡意”，但從市場“立憲”的角度來看，則是對市場個體決策自由充分尊重效果，而這些微觀自由，恰好是市場化改革的本意。

　　拿投機資本來說，如果實體經濟存在合意的回報率，恐怕社會資本也不會全部冒險在價格波動中賺取隨機收益，這從另一個角度說還是政策層超發了貨幣。保值增值是資本的本性，原本無惡意或善意可言，如果政策層因為失去對市場的控制力而隨意定性和改變規則，恰恰才是對市場化改革的惡意，會大大損耗自身的威望和權威，將來會面臨更大的信任重建成本。

　　因此，在充分享用了市場化帶來的在動員微觀資源方面的好處，那么也就應該坦然面對市場在追求自利過程中所產生的不可控性。周期波動、破產出清、分化加劇甚至是金融危機，都是市場機制本身具有的劣根性。在這個“養虎為患”形成的復雜性里進行改革，改革的悖論將更加顯性化。對于此，改革家的無奈是需要被理解的，打破悖論的途徑不僅需要斷腕的勇氣，更需要頂層設計的智慧，也需要社會共識和信任的重建。